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内地城市与香港之间的经济差距也在不断缩小，深圳与香港的合作共建也越来越受到社会各阶层的关注。通过深港双方在不同层次的协商沟通，深港共建的层次和思路逐渐明显，香港特首曾荫权在连任竞选纲领中就明确提出了“与深圳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共建世界级都会”的战略目标，由此，深港两地政府对深港共建的认识基本一致，接下来的工作则是行动落实。本文对深港共建的目标、路径选择、空间战略选择及空间策略等进行了初浅探讨，并在深港共建的具体行动方面提出了建议。
    一、深港共建：走向双赢的全球性城市
    （一）中国的经济发展需要全球性城市
    在当今世界上，纽约、伦敦、东京等城市作为全世界的金融、信息中心，对全球各国的社会经济发展都具有较大的影响力，是全球城市中的一级城市。香港的金融业、现代服务业以及港口运输业在全球具有巨大的影响，但由于城市规模以及影响力度不及上述城市，可定位为全球城市中的二级城市。
    中国目前没有全球性一级城市。拥有全球性一级城市，对中国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作用：一是影响、修改或制定国际经济发展游戏规则，扩大国家在世界经济发展中的影响力；二是可以稳定国家的经济，减少经济发展波动；三是可以为企业提供稳定的、国际的融资渠道，有利于国际投资；四是全球性一级城市多是全球金融中心，有助于提高本国货币的国际影响力，提升和彰显国家实力。中国经济发展迅速，城市化水平在逐渐提高，千万人口以上特大城市并不鲜见，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带来的国家地位提升，市场经济体制和对外开放政策的完善，人民币市场化和国际化的加快，出现全球性一级城市只是迟早的事情。
    在当前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板块中，珠三角、长三角以及环渤海地区是经济最为发达，城市群最为密集的三个地区。而且，在这三个地区，均有一个或多个千万人口级的超大城市，其中的香港、广州、上海、北京、天津等城市，最有可能成长为我国的全球性一级城市。
    （二）共建深港大都市，打造中国的全球性一级城市
    在我国的城市之中，香港最具有建设成为全球性一级城市的潜力，因此，香港应近早谋划，积极准备，并全力推动，利用自身优势，脱颖而出。但也要看到，随着内地改革开放的深入，城市化进程加快、水平提高，以上海为首的多个千万级特大城市将在现有基础上继续快速发展，规模将不断扩大、影响力不断增强、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香港则存在被边缘化的危险，甚至有可能被这些城市超越。因此，香港要取得更大的发展，成为全球性一级城市，就必须寻求近域有效腹地的支撑，而在国内整个大陆腹地市场已经被全球城市网络直接瓜分的形势下，如果不能把珠三角作为有效腹地，香港的金融业、高端服务业和港口航运业就难以向内地有效辐射扩散并获得市场，香港的城市地位也难以向上提升。
    香港要成长为全球性一级城市，关键是要突破规模瓶颈，增加城市当量，增强城市影响力。如果在现有基础上自然发展，由于受到土地规模和人口基数的限制，发展速度将比较缓慢，可行的办法是联合深圳，共建深港大都市，迅速扩张城市规模，增加城市当量，并通过深圳加强与内地的联系，拓展经济腹地，内外辐射，增强城市的影响力。而深圳的社会经济发展更直接受香港影响，目前已经成为国内经济规模第四，人口过千万的特大城市，与香港的产业垂直分工也正在向水平分工演变，城市的扩张和功能的提升迫切需要与香港发展更为紧密的关系。香港与深圳的整合是珠三角城市群整合的第一步，也最有可能促成香港超级城市的形成，并成长为中国的全球性一级城市。深港共建国际大都会，具有良好的城市基础：
    第一，在城市规模上，香港和深圳两市陆域面积近3000平方公里，人口规模近2000万，经济规模居全球城市前列。
    第二，在产业结构上，两个城市具有很强的互补性。香港金融、贸易、商业等第三产业发达，深圳制造业占据半壁以上江山，产业发展上能够相互促进、提升。另外，在港口建设方面，两市2006年集装箱吞吐量达到4500万标箱左右，在全球港口中位居前茅。
    第三，两市已有良好的共建基础，一些设施已经实现两城互通或留有互通接口，城市人员、物资往来频繁，双城生活已经成为一部分香港市民的选择。
    （三）深港共建有助于化解发展压力，实现国家战略上的创新突破
    深圳和香港在迅速发展的过程中，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但也要看到，这两个城市的发展都面临着提升的压力。深港共建有助于在更高层面化解各自的发展压力，实现强强联合和互补发展，实现国家战略上的创新突破。
    改革开放的政策、毗邻香港的区域优势和创新拼搏的精神，是深圳快速发展的主要动力。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发展水平的提高，深圳城市进入了历史性的发展转型期。在这一时期，内外巨大的发展压力和先发创新积聚的巨大优势同时并存，需要但也支持着深圳继续快速发展：从内部来看，深圳多年来的粗放式发展模式给深圳带来四个“难以为继”，土地空间、污染以及能源、水资源对城市发展的紧约束表现得十分明显，需要深圳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转变发展观念和模式，确立“和谐深圳效益深圳”的发展目标，走集约内涵发展之路，提高发展效益，注重发展质量；从外部来看，随着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愈演愈烈，区域间、城市间的竞争将更加激烈，国内部分城市的发展已经在赶超深圳，而珠三角地区的城市发展格局对深圳的未来发展也带来了巨大压力，南香港、北广州的存在进一步强化了深圳的突围意识。在这种环境下，深圳的发展不进则退。深圳作为我国的改革开放窗口城市，有责任继续改革创新，发挥特区、试验田和排头兵的作用，也有能力在中国经济走出去的阶段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深圳未来的发展一方面要通过自主创新突破紧约束的限制，另一方面要把转型期的改革创新和国家赋予的责任使命结合起来。因此，深圳的发展要与国家区域发展战略、中国入世、祖国统一、和平崛起和和谐社会建设相一致，特别是通过具体的行动，促进深港合作，保障和服务香港，推动香港的继续繁荣，推动香港城市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既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要求，也是国家政治要求。
    香港作为珠三角地区的龙头城市，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也为珠三角地区城市群的成长贡献了力量。目前，与国内其他城市相比，香港仍然具有产业层级高、经济规模大、国际化水平高、制度健全、市场经济发展水平高、相关政策法规建设比较齐备等优势。但也要看到，香港的发展正面临着来自各方的竞争压力。从国际上来看，与其他全球性城市相比，香港城市规模小（人口规模、经济规模、用地规模），缺乏庞大的第二产业基础，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还远远不够；与新加坡相比较，在金融产业的发展上还存在一定的差距，新加坡的亚洲美元市场和金融衍生创新产品的不断推出，与国际金融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强化了新加坡的亚洲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从国内来看，首先，在珠三角地区，广州、深圳快速发展，逐渐在缩小与香港的差距。特别是广州凭借政治地理优势，以及以汽车为核心的制造业和重化工业的迅猛发展，大有取代香港成为区域龙头的趋势。其次，香港的港口和金融产业发展面临着来自内地巨大挑战。广州南沙、深圳盐田和大铲湾以及惠州大亚湾的蓄势待发，已经成为香港的有力竞争对手，对香港来说，都是不小的压力。另外，大陆国企A股的集体回归，以及国内金融服务业的全面开放，北京、上海已经威胁到香港远东金融中心的地位，香港的中国企业融资功能在逐渐消弱。再次，国内珠三角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和环渤海城市群发展迅速，其中心城市广州、上海、北京（天津）由于经济腹地大、产业发展协调，都具有发展成为全球性城市的可能。另外，香港的发展缺乏有效腹地，缺乏庞大制造业作为基础支撑，第三产业中生产服务业上升空间有限。
    深港共建，一方面是强强联手，做大作强金融业、国际贸易、高科技研发和生产制造业；另一方面是发展互补，比如深圳的制造业和香港的生产服务业互补，把香港的设计、科技与深圳的生产制造能力相结合。深港共建是共同发展，是一加一大于二的双赢选择，使得深圳和香港能够进一步明确中国首位城市的地位和发展目标，超脱国内城市之间的同质竞争。
    二、路径选择：实现产业、空间和体制的融合
    （一）深港共建的意义
    深港共建，对中国未来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进一步确立中国良好的国际形象具有重大的意义，显示了中国自主发展和积极融入全球化浪潮的决心和信心。因此，要通过积极的努力，把深港共建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借助国家的力量解决体制、发展方向等核心问题，要把深港共建看成是国家新世纪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和创新，是改革开放在新世纪的体现和选择，是通过体制创新共建和谐世界、和谐社会的努力尝试，是推动中国入世地位的正常化的重要步骤，是稳定台海形势、和平收复台湾的行动示范和国际宣示。
    （二）深港共建的发展目标
    深港共建起点高，不是纯粹为了扩大规模，其目的是要承担国家建设全球性一级城市的使命，为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提供更好的国际舞台，推动中国经济国际化，增强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因此，深港共建的目标就是要跻身纽约、伦敦、东京等全球性一级城市之列，成为全球的金融中心、港口物流中心、旅游中心和制造业中心。特别是通过深港共建，建设中国主导的、以人民币为主要结算货币的全球金融中心，通过创新金融产品，开展期权期货交易，为人民币的市场化提供平台和重要保障，成为中国境内外企业的主要的上市融资和金融服务中心，逐步确立纽约美元、伦敦英镑、东京日元、深港人民币、法兰克福欧元的国际金融中心新格局。
    （三）深港共建的路径选择
    香港与深圳的城市发展关系已经由早期的前店后厂向当前的竞争合作转变，都市共建将是第三个阶段，也是两个城市共同飞跃的阶段。深港共建对两个城市来说都是新课题和新挑战，其中要解决的最主要问题是城市级差和体制差异。城市级差和体制差异的存在意味着能量的存在，缩小级差的过程就是香港和深圳共同发展的过程。
    深港共建的过程就是缩小城市级差和消除体制差异的过程，共建的路径选择应该从两个城市关系最为密切的产业分工发展开始，通过产业融合，促进空间和体制的融合，从而带动城市基础设施的互通衔接、人员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实现深港共建，同城管理。
    三、空间融合：深港共建的探索行动
    （一）选择战略区域
    深港共建逐渐得到了两地政府的认同，深港共建的呼吁也逐渐从民间走向官方，这也说明深港共建将进入实质性的操作阶段，有必要通过空间的规划和制度的设计，把有形的空间和无形的政策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真正推动都市共建时代的到来。通过空间融合促进体制接轨是当前深港共建的主要内容，这也是香港和深圳在新时期改革创新的历史使命，也为未来包括大陆、香港、台湾、澳门在内的大中华经济圈的接轨和融合提供经验。
    香港和深圳人员物资往来频繁，但两城市中心相距遥远，城市规划建设各自为政，缺乏整合和协调，城市空间融合需要分阶段来完成。首先应该是在促进基础设施连通和共建的基础上，完善整体规划，整合城市功能，选择和共建战略区域，从局部到整体，推进城市功能调整和互补，逐渐实现更大区域的城市功能布局。战略区域的选择要具备以下几个条件：一是能够为香港、深圳的城市发展带来更大的想象空间；二是能够为珠三角各城市提供便捷的服务，能够成为珠三角城市群（带）的中心；三是要有足够的成长空间。
    （二）蛇口半岛的又一次历史使命
    在深圳地域，符合以上条件的地区以蛇口半岛为代表，可以作为深港共建的战略区域，具有以下理由：
    第一，江海湾是形成国际超级大都市的理想条件，蛇口半岛在这方面有充分的想象空间。蛇口半岛滨江面海拢湾，向东通过西部通道联系香港，并可通过铁路、海底隧道的连接加大与香港的沟通；向北通过沿江高速、广深高速以及地铁的延伸与东莞、广州紧密联系；向西可以通过修建跨江（海）的桥梁或海底隧道加强与珠江西岸的澳门、珠海、中山、佛山等城市的联系，蛇口半岛区域发展想象空间巨大。
    第二，在城市空间拓展方面，蛇口半岛东、南、西面具有填海造地的明显优势，可与深圳湾填海区、宝安中心区联片发展，另外随着西部港群的功能变化，城市滨海岸线景观资源丰富，都市功能和都市景观发展潜力巨大。通过深港共建，完全可以将蛇口半岛及深圳湾、前海湾地区打造成为珠三角城市带的物流、人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的中心，形成典型的湾海城市。
    第三，从香港方面来讲，随着西部通道、港珠澳跨海大桥的建设，有可能带动香港西部沿深圳湾地区的开发建设，改变当前香港城市建设的格局，推动香港城市中心的西移，与深圳共建深圳湾、前海湾地区，并与珠海、澳门一起在珠江口形成全球最为壮观的河（海）口城市群。
    四、前海计划：空间融合和体制创新的试验
    （一）把前海片区作为深港共建的策略区域
    把蛇口半岛作为深港共建的战略区域将对香港和深圳的城市建设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香港和深圳的一次涅磐重生，但这一过程的完成，需要详细的规划和更高层面的战略支持，也需要脚踏实地谨慎前行。因此，有必要选择一片策略地区作为试验田来拉开深港共建的序幕，通过空间融合推动体制的变革。
    在蛇口半岛，尚未大规模开发建设的前海片区可以作为深港共建的策略区域，深港双方可以通过制定“前海计划”，结合前海片区的开发建设，探索深港共建中的空间融合之路。前海片区位于蛇口半岛西部，伶仃洋东侧，位于珠江入海口的咽喉之地，包括蛇口半岛西部、宝安中心区共约30平方公里的区域，多为填海用地，土地成片平整，用地储备较多，填海工程可迅速启动，可封闭管理。区域内有西部通道与香港相通，有沿江高速（待建）与东莞、广州相通，并可建设跨江隧道（桥）与珠江西岸相通，周边布局有深圳机场、西部港群和大铲湾港，深港城际轨道和地铁一号线也经过此地，内外交通便利。其中，宝安中心区已经开始一部分开发建设，可以作为启动示范区加以推进。
    （二）“前海计划”的体制创新使命
    前海片区作为深港共建的策略区域，土地储备充足、发展空间大，地理位置优越，具有自然条件和海湾优势，可作为深圳特区内外城市一体化发展的示范地区，也是以深港为龙头整合珠三角地区的跳板，在进一步拓展香港发展空间和辐射空间的同时还承担着国家体制改革创新的历史使命，因此，前海片区的开发需要国家层面的政策支持和战略定位。在功能上，可以将前海片区定位为“两区两服务”，两区是指建立深港自由贸易区和生产服务中心区，两服务是为珠三角服务和发展高端服务，“两区两服务”是把香港高端的金融业、物流业和生产服务业向内地辐射、扩散的关键一步，也是香港和内地在相关制度上和标准、规则上接轨融合的实验场，通过在这里的实践，寻找到香港服务业和内地制造业之间的沟通渠道，促进二者之间的充分结合，为香港的高端服务业寻找市场，为国内的制造业提高效率，实现双赢。在体制上，可以设立国家级自由贸易区，吸引香港公司入驻，发展国内业务，同时允许国内企业进驻，发展国际业务，放开外汇管制，自由结算，降低关税水平。在管理上，由香港和深圳共同组建管理委员会，共同制定管理规则。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开展更大范围的深港合作体制变革，包括基础设施共建，人员自由往来，港口分工，并逐渐建立以人民币为结算货币的国际自由贸易体系，推进我国金融体制的改革，推进香港和深圳的城市融合，为人民币完全市场化积累经验，为我国经济发展国际化、企业国际化积累经验。通过体制创新，发挥集聚效应，进一步强化深港在全球的研发设计、金融、贸易、高端服务和市场中心地位。
    随着香港与深圳城市发展级差的逐渐消弭，前海策略区的经验可以在深圳特区内逐步推广，逐渐形成香港和深圳特区内科技研发、创意设计、高端服务、港口贸易，特区外产业制造的分工格局，并联合广州、澳门-珠海促进珠三角城市带的整合分工，扩大区域影响范围，带动南中国的发展，辐射东南亚，推动大中华经济圈的繁荣。
    （三）“前海计划”行动方案
    2004年，广东省政府和建设部共同编制了《珠三角城镇群协调发展规划》，提出了“一脊三带五轴”的珠三角空间发展结构，明确指出珠江东岸滨海地区是发展高端制造业和高端服务业的核心“脊梁”。而前海片区正是这一“脊梁”的起点，也是香港高端服务业向珠三角地区、向内地市场拓展的起点。
    另外，在《深圳2030城市发展策略》中提出的区域空间结构中，前海片区也是“西联东拓”的起点，通过建设跨珠江通道，加强与珠江西岸乃至西南各省的社会和经济联系。另外，《深圳2030城市发展策略》还认为前海湾地区是布置泛珠三角大型商贸服务设施的最佳区位之一，未来深圳应加强与香港的合作，发展现代服务业，把前海湾建设成为泛珠三角的现代服务业中心之一。
    从以上的规划，我们也可以看出，前海片区的发展具有美好的前景，“前海计划”只不过赋予它更具体的空间开发内容和主题。同时，为促进前海片区的开发建设，还应该尽早制定行动方案，借鉴深圳中心区开发经验，加强“控制”、迅速“激活”、高效“经营”。目前，最为主要的是加强“控制”，包括对已批用地的时间控制、功能控制和规模控制，以及未批用地的规划控制，只有真正控制住了，一旦时机成熟、主题明确，就能够迅速“激活”和大规模的开发建设，做到高效“经营”。
    （ 戴小平 贲放 周庆华）